1901年，李鸿章去世，他给子孙留下40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，可没想到，52年后，他的孙子，43岁的李子嘉，竟因为穷得买不起食物，活活饿死了，死后，他的身上只裹了一张破草席，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，草草埋葬了事。
陶塘边的水被风一吹，起了一层细浪，一个瘦得只剩骨架的中年男人被人从水里拖起来，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。旁边有人认出他，小声说，这就是合肥李家的长房嫡孙，李鸿章的亲孙子。
四十三岁，饿到投水，这样的结局，一九零一年谁敢往那儿想。那一年李鸿章刚咽气，账本上写着白银四千多万两，各地良田万顷，屋里堆着字画古董，合肥李家在二十世纪初就是一座金库。
同一个时代里，林则徐留下过一句话：“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”二十个字，干脆利落。后代争气，钱是累赘；后代不争气，钱成祸根。等到一九零一年，李鸿章离世，四千多万两白银摆在那儿，粗算能折到今天两百亿元左右，良田散在几省，古董书画随手挑一件都能卖出好价，一个家族被托得很高。
一九一零年，李经方这一支添了个男孩，取名李子嘉。
孩子一出生就带着光环，母亲是英国人，家里请来的先生，一会儿教四书，一会儿念外文。每个月塞到他手里的零花钱是五百块大洋，这个数目换成吃食，可以买九千斤大米、三千斤猪肉，足够一户三口之家吃一年。钱来得太容易，挣和花在他心里几乎没区别。
十岁刚出头，他已经混熟了烟花柳巷。别人还在私塾里背书，他往灯红酒绿的地方钻，听戏、喝酒、看热闹。到了说亲的年纪，他把青楼的头牌娶回家，又请上一位姨娘，再配几个佣人伺候。婚成了，心没收回来，街上哪个姑娘顺眼，照样一掷千金。
赌桌也成了常去的地方，银票一张张压下去，很少有赢的时候，钱输得差不多，就拿房契顶，拿田地押。家底肉眼可见地薄起来，仓里的粮格一格格露出空底。外人还习惯喊他一声“李鸿章孙子”，说这话的人心里都清楚，眼前这个人身上只剩祖父的名头。
家里银子越花越少，他心里也起过慌。
想到祖父是从仕途闯出来的，于是打起官位的主意。他拿出一座花园的房契，又搬出一批新式军装和武器，凑成一份厚礼送到某位手握军权的高官面前，指望换来一个团长的职位。
哥哥李厚甫看在眼里，觉得这种买来的官烧钱也危险，风声一紧就要出事，这场算计拖着拖着就散了。
母亲托人打点，在武汉救济分署给他谋到一个外文翻译的差事。放在普通人身上，这是一份体面而稳当的工作，还能用上从小学来的外语。李子嘉习惯了张口就有人应，受不了被人呼来喝去的滋味，硬撑三个月，还是甩袖回了上海，把这个机会丢在身后。母亲心灰意冷，带着自己的私房钱回了英国。那些当年围着李家转的姨太太们见风向不对，各自另找门路。大宅冷下来，仆人走得七七八八，仓房的粮也只剩下薄薄一层。
他既不会做生意，也不肯真去找一份差事，靠变卖家什拖着日子。等到连家什也所剩无几，肚子常常空着，他想起自己曾借给好友左巨生十石米，于是拖着身子上门讨还。左巨生出身同样不差，是名臣左宗棠的亲孙子。多年不见，再见面时，两人身上都带着一股落魄味。左家也早败了，屋角堆着旧行李，锅里熬着一小锅稀粥。两个名门之后挤在一间破屋里，对着那口粥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救不了谁。
贫病的日子拖长了，人就慢慢往下沉。
李子嘉在这样的日子里耗着，投水的念头一遍遍往上冒。有一回走到陶塘边，水面灰扑扑的，他脚下一滑，人就扎进水里。好在路过的好心人把他拖上来，送回破屋，可这一回落下了病根，身子再撑不住，没有钱看病，只能一点点耗。
从继承祖父的家产算起，大约过去二十年。
一九五三年前后，这个四十三岁的男人在潮湿阴冷的房间里咽了气。左巨生去找李厚甫，希望让弟弟走得体面一些。李厚甫翻遍家里，也拿不出一口像样棺材的钱，只好买来一张破草席，把弟弟的尸体裹好，在城外找一块空地挖坑，把人埋进去，黄土一盖，很快只剩一个无名的小土堆。
林则徐当年的那句老话，在这一出家族兴衰戏旁边看着，很难不让人多想。真金白银在一个没有规矩、没有自控力的人手里，很容易从护身符变成催命符。
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几句家训，把勤俭、克己、读书这些旧话一遍遍写给子孙。有人嫌这些话老土，却正是这些不中听的句子，把不少后人护在风雨之外。
李鸿章为清廷立过战功，这一点谁也不能抹掉；李子嘉用二十年把金山花成草席，这件事也同样传给后来人。一个家族能走多远，很少只看银子的多少，更要看那一代人肯不肯在诱惑面前把手缩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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